（一）
关于圆明园遗址的发展方向问题，早在1983年7月，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的《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》明确规定，将圆明园建成遗址公园。1999年，经专家会议充分讨论、市规划局制定、市政府办公会议审查，又通过了《圆明园遗址公园总体规划》并报经国家文物局审查同意。这个规划再一次申明：恢复全园的山形水系，有计划地培植各种植物，遗址经清理后，大部分保留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，少量需要复原的建筑物，不超过10%。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建设，从此走向有法可依、有章可循、方向明确、循序渐进的发展道路。在各级政府、圆明园学会和专家学者、以及圆明园管理处的共同努力下，近30年来已取得历史性的进展：
由默默无闻、弃诸荒野，到备受关怀重视，从区一级文物单位跃升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。得到全国人民及港澳同胞的关注。
由任人践踏、备受破坏和蚕食，到修建围墙，回到人民怀抱之中，国家并出巨资，迁出园内农民和驻园单位，解决了圆明三园遗址保护的最大难题。
由荆棘丛生、垃圾遍地、水道淤塞、池湖干涸，到清除污秽、广植林木、恢复山形水系，福海以东的河湖水面基本得以再现清波，生态环境大为改善，游人初步领略到湖光山色之美，北京市民甚至国内外慕名而来的游客，又可以得到既能了解中国历史的沧桑，又可进行优美休闲的旅游胜地。也可稍解北京市各公园人流拥挤之苦。
遍布园内的整个遗址，过去或无人管理，任凭破坏；或深埋荒烟野草之下不见天日。管理处成立和圆明园学会相继组成以后，按照规划，地面上的遗址如西洋楼等处得到精心整修、护理，埋在土层之下的遗址，有计划地进行发掘清理，涵秋馆、谐奇趣、含经堂等陆续出土。广大游人从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”的意景中，油然触发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。著名的西洋楼远瀛观残柱，巍然挺立、直刺苍穹，凛然正气，刚强不屈。于无言之中，向全世界人民有力地指证帝国主义者破坏人类文明的野蛮、残暴和愚昧。圆明园的发展，深得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，社会效益显著。
（二）
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。
2005年4月13日，在有关圆明园节水防渗工程的一次听证会上，有一则发言声称圆明园管理工作进入了“误区”，虽然“花了很多力气，管理的范围越来越庞大”。错误也就越大。这则发言还在会后汇总报导中在报刊上发表。（见北京晚报4月13日第二版）
这一则发言，曲解圆明园管理部门的建园指导思想，对过去圆明园管理工作基本上持否定态度。为了使圆明园的建设事业健康地发展，有必要对该发言进行剖析，以正视听。
这位论者一开头就给圆明园管理部门劈头盖脸扣了一个“梦”的罪名，说管理部门之所以进入“误区”，是由于这个“梦”引起的。他说：“修复圆明园，重现昔日的辉煌。为了实现这个梦…….。”修复圆明园，果真是一个错误的梦吗？否！
大家记得，邓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曾提出倡议：“爱我中华，修我长城。”得到广大人民和国外有识之士的热烈响应。修复长城的目的，主要的当然不是为了旅游，而是为了振奋民族精神，增强建设中国现代化的信心和决心。万里长城这个举世知名的古迹，是中华民族脊梁的象征。充分显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艰苦卓绝、坚强不屈、一往无前的恢宏气势。圆明园与长城一样，同样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明的遗产。但以其融入大自然的东方园林之美见长，被西方尊为“万园之园”。修复圆明园和长城，对振奋民心、宏扬士气、启发创造精神，会起到很好的潜移默化的作用。这比任何的说教和口号都更能启迪人的心灵。何乐而不为呢。表面上看来是对古迹和遗址的修复，却有很明显的现实意义。在这位论者看来，却不过是一场空梦。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。也许他还会争辩：“你们修复圆明园，不过是想“重现昔日辉煌罢了”。的确，重现修长城的秦始皇和修圆明园的康熙、乾隆的辉煌，的确没有什么意思，大可不必。但我们要问：秦始皇“六王毕，四海一”统一全中国的丰功伟绩，早有定评，他的英明，一直在历史上熠熠生辉，永不磨灭。即使万里长城倒塌得不存一砖一石，他的辉煌永在，哪里需要去替他“重现”？康乾盛世的文治武功，拓展和维护国家疆域的业绩，史实俱在。乾隆自命为“十全老人”，他的辉煌已经自我夸耀得无以复加了，后人是功过分明的，谁也没有歪曲贬低过他。所以并不是非要把圆明园修复起来，才能重现他的辉煌。有头脑的人不会这样想，制定修复圆明园规划的人和审定圆明园规划的人，我相信也不会平庸到会去为昔日的帝王争光彩。那么，有这样想法的人，只好称之为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”了。
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说：修长城也好，修圆明园也罢，为的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今日的辉煌。正如圆明园学会2005年工作安排文件中说的，我们就是要“促进中国历史文明与中国现代文明、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融合。并以此服务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和最高使命。”
除了“梦”的罪名，这位论者接着又提出新的指责：
“为了实现这个梦，圆明园管理部门花了很多力气，管理的范围越来越庞大。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：圆明园的生存与人的生存到底谁应该服从谁？”
情况果真是这样耸人听闻的吗？
建国以来，圆明园建设的初始时间是在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初，即圆明园管理处和圆明园学会成立以后，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基本上是同时起步。圆明园的建设已取得历史性成果（见上文）。而二十多年来，我国的经济建设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，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。由于经济体制的改革，促进了城市、农村生产力的大发展，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有了明显的改善。这都是大家亲身经历的事实。活生生的事例说明，正是由于国力的逐渐充盈，人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提高，才有可能给圆明园以更多的经济支持和更大的发展空间。可见，改革开放以来，人民生活的提高与圆明园建设的发展是“齐头并进”的，是“双赢”的。这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。而这位论者竟对此视而不见，却悻悻然制造什么“圆明园的生存和人的生存，到底谁服从谁”的神话。硬要把圆明园和人民割裂开来、对立起来。把圆明园贬得一无是处，危言耸听、哗众取宠，实在有失讨论问题的风度。
在这次发言中，他的再一个主张是反对“圆明园重现当年的山形水系”“要保持被毁坏的原貌，一直保留下去。”（见4月13日北京晚报综合报导）
山形水系，按其字义，当是指地形的起伏、山峦沟壑的走向、湖泊河道的位置和流向等等。不包括建筑物。既然是遗址公园，在进行地面清理时，理所当然的是尽量恢复原来的样子，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。数十年来，七个生产队的农民在此生活、生产，地形地貌受到极大破坏，清理时，为了要和周围的地形衔接上，河湖水道需按原样与周围水面衔接；山体地形也须和邻接的地形妥善对接。按原样“重现”当年的山形水系，乃是客观上的必须，这样才能使被破坏的地形及水面，恢复与周边地形水面的和谐一致。再一点，恢复当年的山形水系，也是研究当年圆明园的造园艺术、园林格局的需要。
该论者反对“重现当年山形水系”的主张，是与其“要保持被破坏的原貌，一直保留下去”并反对恢复部分建筑的主张一致的。据说这样就会掩盖帝国主义的罪行，就是造“假古董”云云。
“要保持被毁坏的原貌，一直保留下去”的提法不妥。是根本无法实现的，自相矛盾的，早就有人指出了。
既指“原貌”，准确的解释，当然是指被焚毁后当时的情况。这个“原貌”，实际上早已不存在。它一直未能保留下来，又如何能要求圆明园的管理部门“一直保留下去”？那么这位论者想法的“原貌”到底如何，这里不便臆测，另作别论罢。
关于复原部分古建筑，就会“掩盖帝国主义者罪行”的问题。不掩盖罪行的用意是对的。然而帝国主义者焚掠圆明园的罪行，早已昭示于天下，国内外的有识之士，无不同声痛斥，就连法国的大文豪雨果，也公开愤怒指斥：焚掠圆明园的两个强盗，一个叫英吉利，一个叫法兰西！
就说圆明园本身吧，沦为遗址之后近百年，即使在无人管理的情况下，挺立于荒凉丛莽中的西洋楼远瀛观遗址残柱，以及海宴堂，方外观的断壁残垣，日日夜夜向世人诉说它凄凉悲壮的历史。作为圆明园的标志性遗物，其形像早已传遍世界。连同今后陆续发掘出来的其他遗址，将永留人间，把帝国主义者永远钉在耻辱柱上。
作为遗址公园，应在对全园遗址进行普查的基础上，经慎重研究，定出具体规划，哪些遗址要发掘展出，哪些不再发掘。已发掘的遗址，用怎样的方法整理，也应根据每个遗址的情况，做出具体设计。有的可以配以原貌的沙盘模型，（如海宴堂和谐奇趣）。也可用别的方法。例如：我曾设想现在大都市的夜景，往往把一些标志性的大建筑，以成串的灯光连成光的线条。扼要地勾勒出它的轮廊，在夜空中显得宏伟壮观。圆明园遗址当然主要是白天参观。可不可以用漆成白色的四.五厘米宽的铝合金钢条（或角铁）焊接连成线条，以经过精心设计的最简练的线条，按该建筑的原来大小，在遗址残存的基座上，架构出它原来优美的轮廊线。基座周围可以衬以鲜花草坪，或者就让这座以线条勾勒出的“古建筑”，直接坐落在荒林野草之上（最多只能有小灌木丛，不要有高大乔木，影响视线）。估计所费不多，工程亦不会太难，可以增加人们对这一建筑被毁前的想象力，但不知效果会怎样？
遗址清理出土后，是必须整修的，如果按某些论者的说法，只要“荒废”就好，整个圆明园全都一片荒凉。这肯定不能为多数人所认同。久而久之，势必导致无人问津，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也达不到了。
此外，在园内恢复少量的、于艺术上极具特色的精美的古建筑，也是完全必要的。根据已经批准的规划，可以复建原来10%的各种功能性建筑。这也需要经过慎重研究，把要复建的建筑确定下来，制定实施规划，办好报批手续。每个复建的建筑，都应尽早进行设计、评审，备有详细的景观图和施工图，并有文字说明。设计当然包括植物配置、假山叠石以及与周边景区的衔接、使用功能等。这些设计即使不能一时全都用上，也可留给后人的。资深年迈的园林艺术学者专家，国内不知还有多少？应尽快动员他们把他们的艺术修养、专业知识、聪明才智、创造精神留给人民，留给圆明园遗址公园。
恢复少量的功能性建筑，绝对掩盖不了帝国主义者毁灭了整个圆明园的罪行。人们永远不会忘记，导致精美绝伦的“万园之园”最终片瓦无存的罪魁祸首。
恢复少量的功能性建筑，是作为“公园”满足人们游乐的需要。昔日的皇家禁地，今日是人民乐园，这本身就有鲜明的时代意义。而这个时代政治意义，将在精美的东方园林建筑再现于园内时更加彰显。
恢复少量的功能性建筑，作为研究、继承、发扬东方园林艺术基地，实现“中国历史文明与中国现代化文明、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融合”，为祖国的现代化服务，是必要的。
恢复少量的功能性建筑，是我华夏子孙对灿烂的中华文化无限向往的心灵上的需要。千百年来，有一些中国历史文化的标志性建筑，如岳阳楼、黄鹤楼、滕王阁……等，都是优秀的中国历史文化的象征，是中国历史文化绵延不绝的见证。看到岳阳楼，就会想到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高尚情怀；看到滕王阁，就会想到那传诵千古的《滕王阁序》，就会记住那哺育了中华民族的盛唐文化；看到黄鹤楼，就会想到千百年来，那些围绕着黄鹤楼的英雄豪杰，墨客诗人的活动。君记否？我们的民族英雄岳飞，在他另一首《满江红》词中，末尾三句就是“……却归来，再续汉阳游，骑黄鹤”。他的爱国情怀，不是至今仍在激励着我们吗？所以，这江南三大名楼，包含着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，人们心中不能没有它，人们眼中也不能没有它。这就是千百年来,三大名楼屡废屡兴，多次重建的原因吧？圆明园虽然远没有三大名楼这样古老，它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，仍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，较之三大名楼，它更加声名显赫，世界知名。而且一百多年来，多少志士仁人，把对中华民族兴衰荣辱的感慨，寄托在圆明园身上！革命先烈李大钊，就曾写下了凭吊圆明园故址的诗篇：
圆明两度昆明劫 ，鹳化千年未忍归，
一曲悲茄吹不尽，残灰犹共晚霞飞。
由此看来，圆明园在国人心中的地位，绝不亚于江南三大名楼，不但有同样的历史文化地位，而且更具现实的政治意义，更能激发我们抗暴图强，振兴中华的赤子之心！
三大名楼与圆明园，都曾沦为废墟，三大名楼能够重建，少量的圆明园建筑，当然也可以重建，其理至明。
恢复少量的圆明园功能性建筑是仿制古董吗？有识之士，从来不把三大名楼讥为“假古董”；部分复建圆明园建筑，一定也不会这样看。因为标明是“复建”，并不要求人们说它是“原物”。
“遗址经过重建，还是遗址吗？”三大名楼重建时，有的甚至多次偏离上一次的遗址，从来无人责怪。而圆明园遗址公园内复建的只是很少一部分，大多数还是以遗址形式存在，较之三大名楼，更是两者并存，何咎之有?
“遗址经过重建，还具有历史价值吗？”三大名楼在遗址上重建了多少次,至今成千上万的人们依然感慨登楼,抚今思昔，历史价值丝毫不减。如果重现圆明园优美的园林建筑，肯定会激发人们心灵的巨大震撼：对圆明园被毁的锥心之痛，对帝国主义者的凛然之恨，以及对祖国优秀文化的倾情的爱！其历史价值，明显的比单纯只有遗址更为浓厚。即除了“痛”、“恨”之外，还多了“爱”，不是吗？
因此我们可以心安理得，理直气壮地声言：复建圆明园有百利而无一害，何错之有！
在此，我还是要再一次重复1980年圆明园被毁120周年时提出的《保护、整修及利用圆明遗址倡议书》的最后一个段落，作为本文的结束：
“总之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，我国人民作为高度文明的民族，应该极其珍视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。我们有志气、有能力在帝国主义破坏的废墟上整修、再现圆明园这一优秀的历史园林，使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作出贡献。相信我们的倡议一定会得到国内外有关部门和广大爱国同胞的支持，圆明园遗址的保护、研究和整修事业一定会得到成功。”
这是多么光明磊落,吐气扬眉的宣言,愿我华夏子孙,世世铭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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